7月20日，国家安监总局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透露，明年1月1日起，安全生产事故中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标准，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在生产安全事故中死亡的职工家属最高能获得60万元补偿金。据说，目的就是加大事故企业的违法成本。
这一金额被大惊小怪的媒体呼为“天价”——也的确是我们所看到的最高赔偿了。自从大约10年前，山西出台了20万元（当时亦被称为“天价”）的赔偿额度之后，多年后的如此大幅提高，在我记忆中，这可能是惟一的一项跑赢了CPI涨幅的赔偿额度。
长年在煤炭大省当记者，见多了矿难黑色的日子，这条消息让我感到一丝暖意——那些在事故中失去生命的矿工们，身后有了更多的安慰。矿主们对事故也可能由此而有了更多的警醒。有理由期待，这项善政将会使频发的矿难“减速”。但是从以往经验来看，如果希望仅凭提高赔偿就让矿难“刹车”，不太现实。
相比之铁路部门对路外伤亡事故多年不变的数百元、若干斤粮票的赔偿，60万元确实称得起“天价”了；但对于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说，多少赔偿能标出其价呢？国家出台这一政策，用心良苦。可赔偿作为一种事后救济，对安全事故起到多大的预防作用，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以煤矿事故为例，近年来我们在治理矿难方面出台的政策措施可谓多矣。以我多年采访所见，择其要者大致有“连坐法”——一家煤矿出事，当地煤矿全部停产整顿；“限制法”——规定井下每个工作面当班作业不得超过10人（10人以下的事故由当地市政府处理）；“问责法”——发生矿难，当地相关领导免职；还有前一段出台的新政——要求矿领导必须跟班下井，等等。更不消说连年巨额的安全投入和此次大幅上涨的“天价”赔偿金。可以说，能想到的办法基本全用上了。
应该说，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矿难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可谁也不敢说“治本”了。我见过“连坐”之下，被牵连停产的煤矿偷着生产——发生事故的概率更大；我见过“限制”之内，不过是把原来的大事故“切分”成几起小事故；至于要求矿领导带班下井，我记得黑龙江一次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就是刚好在公司领导下井检查工作时发生的；我还见过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当地领导被“摘乌纱”——处罚再狠也不过如此了吧？我所在的山西，免过乡长、县长、市长甚至省长。但是奇怪，近年来每一位新的领导上任，不出几天就会收到一份“黑色礼物”——煤矿又出事了。这种现象，几成一种“资源诅咒”。
用提高赔偿金额来“加大事故企业的违法成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矿难，真正做到本质安全，以我愚见，还是应该在工人上做文章。10多年前，同煤集团的同家梁矿曾经做出决定，班前不讲安全部署，工人有权不下井。今天我们不妨把这一做法推而广之：如果井下不安全，工人可以拒绝下井，而且工资照拿。他们身处生产一线，安全不安全他们比谁都清楚——诚如是，表面上看，煤矿可能损失的是当班的产量，但是从事后看，要节省下多少个60万元啊？
做出多少规定，也不如给工人一项“不安全不下井”的权利。这事做起来并不难，难在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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