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端木
一段时间以来，有识之士不断在呼吁：让我们的教育中多些人文方面的内容！可途径呢，我看到的，多是强调要加强学生这方面的阅读。我赞成这个提议，但觉得远远不够。
我参加过一次孩子的家长会，这次家长会让我永生难忘。
家长会上，在谈到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校长异常气愤地讲起学校近期发生的一件“典型事件”：那天他在巡视校园，忽然3楼厕所的窗户上掉下一块玻璃，一个男孩儿的头探出来看了一下又缩了回去。校长健步冲上3楼，逮住这个学生。学生老实承认，他和另两位同学在打扫厕所时，拖把不小心把玻璃碰下去了。
这是多大的一点事儿呢？拍拍学生的肩膀，说你知道该怎样做就行了。我确信这位学生会买来一块玻璃请木工安上。可这位校长是怎样做的呢？他严令学生“供出”另两位肇事者的名字。这位学生推说是别的班级的，不知道叫什么。校长更加雷霆震怒。于是他“押解”着这个学生逐班去指认。转完所有教室后学生还是摇头，他准备自己承受所有后果。但校长的办法有效，另两位同学无法承受他折磨朋友，终于“自首”了。
在数百名家长面前，校长声震寰宇：“破坏了国家财产就是大错，隐瞒不报更是错上加错！”我坐在下面，几乎忍不住想站起来说：“错的是你！”
这是一种什么教育呢？是鼓励、强迫学生出卖的教育。在拒绝出卖这一点上，这位学生仅凭本能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什么是人文教育？我想，它首先是使一个社会、民族人心健全的教育。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近年来一直受聘于澳大利亚、培养出波波夫等世界冠军的神奇教练图雷斯基，因为被发现在家中窝藏兴奋剂而接受法院传讯，这需要他妻子的证词证实。但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如果证词会对婚姻关系造成损害，则不被采信。于是，法庭宣布图雷斯基无罪。同样，在美国法律中，为亲人隐瞒罪行，也不被认定有罪。
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更习惯于“大义灭亲”。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法治国家，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法律规定呢？其法律渊源盖出自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的思想。贝卡利亚反对基于出卖、背叛的证词。因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绝对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罪犯。在他看来，法律必须维护人类的尊严，而不能沦落为“合法的犯罪”。
那么，中国传统的法律精神，是不是正好与之相反呢？请教一位法学界人士，答案是：正好与之相符，中国多部古律都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难道这些中外法律学家们都是弱智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最知情的人隐瞒亲人的罪行会增加社会的破案成本，乃至使一些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吗？结论是，他们一定会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人的良心沦丧为代价，这是对社会更深刻、更长久的损害———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亲亲相隐这种看似悖谬的法律规定，恰恰反映出先哲们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考。
在我国危害甚烈的历次“左”的运动中，从胡风案、“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其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一就是出卖与背叛，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朋友揭发挚友、部下揭发领导……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人人自危。这种人心、尊严的沦丧，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得到矫正。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人们都能坚守住“不能出卖”这个道德底线的话，这些荒唐的运动又如何能够发动起来！
我由此想到，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当然需要阅读，但确实更需要反省的是，在教育者那里，究竟有多少理念和行为是反人文的？没有整个就学期间教育者的行为熏染，又如何能靠阅读培养起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而没有“人心”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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