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成员覃仕勇。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场上陷入了胶着状态。
驻韩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范佛里特是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主张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和炮击，以对敌实施强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
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联合国军在1951年8月夏季攻势中，仅用九天时间，就对朝鲜983高地发身了36万发炮弹。平均下来，每门炮发射了2860发。对于如此高消耗的炮弹药量，记者们将之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
这些密集如雨的弹药往往会把战场炸成焦土，以至于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向地面看去，他们说，在那些发生战斗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
这年十月，为了打破战场上的僵局，范弗里特决定发动一场该年度规模最大的攻势。
范弗里特满怀豪情地说， 这场攻势将是1951年“秋季攻势”以后所发动的一次最大攻势，是一次“扭转当前战局”的“摊牌行动”，将奠定朝鲜战场上的胜局。
在美国本部强有力的武器弹药的保证下，范弗里特的确有这个信心。
事实上，攻势刚刚发动，联合国军便连续攻下了北朝鲜人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和“伤心岭”。
初战告捷，联合国军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五圣山──具体来说，是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
范弗里特动用了美第七师3个团、韩第二师4个团、韩第九师3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空降兵1个团：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地面部队合计11个团又2个营。支援部队炮兵十六个营又3个连，8个坦克连，以及各直属队及第105新兵编练师9000余人，参战总兵力约7万人。共有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2个营，170余辆。航空兵1个大队，飞机约100架。
范弗里特乐观地预计：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为五天，代价不会超过两百人。
当时的范弗里特不会预料到，在597.9和537.7北山高地背后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叫做上甘岭，在上甘岭，将会发生一场让世人闻之色变的惨烈血战。
(上甘岭全貌)
这场战争，战斗地域之狭窄，投入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为古今中外战争史所绝无仅有。
而因为“喋血山岭”和“伤心岭”的丢失，使得五圣山的战略意义异常重大。
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语重心长地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由于先前对敌情的误判，我方已经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调遣到了西方山谷地，五圣山一带只留下了一个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整师人数仅一万来人。
在即将开展的五圣山战斗中，我志愿军将士所面临的是远高于自己数倍的敌方优势兵力，而在火炮、飞机、补给等方面，更跟敌人不在同一水平线。
战斗前景堪忧。
10月10日，联合国军利用炮击与空袭作为掩护，隐蔽向出发阵地运送兵力弹药。
这一天，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按原计划将上甘岭地区炮兵调向注字洞南山方向，准备于10月18日发起进攻。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正式打响。
美军动用了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炮弹泼水一般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
这一天，落在上甘岭上的炮弹高达30余万发，航弹500余枚，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
驻守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四十五师战士随手抓把泥土，里面就可以数出三四十粒弹片。如此猛烈的炮火，使得在坑道中的志愿军守备部队觉得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不少人牙齿都磕破了舌头、嘴唇，甚至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幸存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约而同以地狱来形容，其恐怖由此可见。
饶是如此，四十五师前沿部队还是坚守了四天之久。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45师坚守阵地)
10月18日，鉴于伤亡太大，四十五师前沿部队被迫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
19日晚，志愿军第3兵团经过讨论，决定发动了一次反击，尽可能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美军在597.9高地9号阵地的顶部凿穿巨石，在下面掏空构建成地堡，周边又建立了火力点战壕等防御体系。从地堡和战壕里发射出的猛烈炮火压迫住了我军的攻击。
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年方十九岁，二话不说，提起爆破筒大步流星就冲了上去。
联合国军队炮兵“万箭齐发”，一发炮弹将他左腿炸上了半天。
战友们回忆说：“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是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黄继光所在的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就是这16个人，还连接炸掉了三个地堡。0号高地上还剩最后一个地堡，黄继光爬到那个地堡前，全身已经七处负伤，看着敌人的机枪不断从地堡中往外扫射，他用尽全力爬起来，扑到了那个枪眼上!
(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在战斗中，涌现了有以身体堵塞敌人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一口气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有新战士胡修道，在全班战友伤亡的情况下，一人坚持阵地战斗，英勇机智地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守住了阵地，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有通信英雄牛保才，战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四十三天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位之多!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与坚持坑道十四昼夜的顽强，使得上甘岭成为五六十年代英勇顽强的代名词。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国牺牲。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
因为作战区域狭小，美韩军又多采取集团冲锋，攻击队形密集，攻防转换节奏快，而志愿军武器装备跟不上——马克辛重机枪枪体笨重，结构复杂，又需要加水冷却，使用不便;捷克轻机枪卡壳率较高;苏式五零冲锋枪射击速度快，弹匣容量小，子弹消耗快，经过一番激烈拉锯，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美军用大炮轰击坑道口，用火焰喷射器射火焰进坑道，或用推土机推土封闭坑道口，并严密封锁运送给养的通道。
上甘岭战地摄影记者高亚雄回忆说：“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干粮—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随着战事的推进，敌我双方不断往这片3.7平方公里的山头投注兵力，武器也不断升级。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二米深，一片焦黑，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
10月30日，我方投入了炮兵第二师、炮兵第七师、火箭炮第二零九团，第六十军炮兵团，共11个炮兵营，计火箭炮24门、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10门(不含迫击炮)，开始利用重炮反攻。
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
(夜袭敌军)
实际上，我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参战，所用火炮不过是美方四分之一。美军已经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五千多枚航弹。
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
次日凌晨，韩军二师三十一团和阿比西尼亚营反攻，发动了四十余次攻击，全部以失败告终。
11月1日，美七师，南韩九师再度反扑，却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全部表面阵地。
11月15日美国人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被打败了。”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共伤亡1.56万;“联合国军”伤亡约为1.9万人。
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再没发动过任何主动进攻，让战斗进入了谈判收官阶段。中华人民子弟兵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出了国威军威，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所没有的坚守防御成功的范例，让世界看到了综合战力、武器装备远落后于联合国军的中国人，在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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