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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璞揭秘陈独秀之死真相：中毒身亡
陈长璞，安徽安庆人，陈独秀之孙女，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化局纪检组副组长。
陈长璞撰文说，爷爷的晚年生活，主要由我的父亲，也即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及江津名绅士邓蟾秋叔侄慷慨资助和北大同学会照顾。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戴笠、陈立年等要员虽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但都被爷爷一一退回。蒋介石透过银行汇寄款项，爷爷仍无动于衷，不予采纳。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出乎陈独秀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十余天之前，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
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冈鹤山坪石墙院。[由www.fzsjob.com整理]
从此陈独秀闭门著述，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把主要精力用于继续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期间，陈独秀在生活上受到北大同学会的资助，同他接触最多的是何之瑜（何资深）。何之瑜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他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此时在江津的国立九中任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与陈独秀来往最多的是台静农和魏建功。
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腹胀。蚕豆花泡茶水偏方是医生介绍的，据说喝了可治高血压。但陈独秀所用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先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因此陈独秀喝完中毒。第二天清晨，陈独秀抱病写下“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最后一篇文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日，有朋友来访，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过量，夜里难以入睡的陈独秀到半夜开始呕吐，吐后病情稍有好转。至17日，头晕目眩、多次昏厥。第二天，陈独秀派人去找何之瑜和邓初，他们两人以及陈松年赶来探视。如此挨到23日，有江津的两位西医前来出诊，“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稍减”。至此，陈独秀自知来日无多，至25日，他交代遗嘱。
1942年5月27日中午，陈独秀陷入昏睡，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均无效，至晚上9时40分，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和长玙、侄孙长文、何之瑜、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旁。弥留之际，陈独秀嘱咐夫人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务求自立”。陈独秀之死让潘兰珍陷入巨大悲痛之中，她一向谨守着此遗言走完人生的旅程。
陈松年回忆说：“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愧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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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一向被誉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共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文化运动以前，总体是个爱国者、革命者，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辛亥革命都做出过贡献；其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再次，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用心宣传和鼓动抗日。
革命初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先进分子，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下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下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从此与中共分道扬镳。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最后而被开除党籍。之后又在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晚年的陈独秀，生活于贫病交迫中，最后落魄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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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生于1879年，两岁的时候他失去了父亲，17岁的时候考取秀才第一名，他一生只参加过了一次举人的考试也失败了，那么随后就闯关东，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流离，五次去日本，和章士钊一齐办民国日报，自办安徽省的第一份报纸，在辛亥革命中三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两次革命的时候，在芜湖（音）遇险，差点被枪毙，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高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力倡科学和民主，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北洋政府逮捕了，之后孙中山出面营救，出狱以后，他就转向了李大钊主义派，1920年，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连任五届中共的中央总书记，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在革命当中牺牲，都是中共的革命烈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隐居上海，他拒绝去莫斯科，因为他和托洛斯基的亲密关系，而且因为他参加了中国的托派，1929年12月，他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个性倔强，拒绝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拒绝去苏联为自我开除党籍来辩护，陈独秀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也能够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人叫所谓的怪才，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怪才，他一生你看，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历，但是他领导了新文华运动，他做过了五任中共的总书记，但是你看就像作者讲的，陈独秀作为教育家没有大学文凭，作为政治家他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和托派开除了，作为人之父，他两个儿子都被杀了，他都不能够去哭灵，他的女儿病死了，他不能送葬，作为书生，他生前没有一个出版社出过他的学术的专著，作为寄人篱下的外乡逃难者，他没有钱给自我准备一口棺材，而且作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他自我的坟地在文革当中被铲平，墓碑也被砌到了渗人的泥巴墙上。
所以你说这样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是一个奇人，我觉得好在历史人物他要经得起历史的沉淀，你像我们这天来看陈独秀，那么也就是像中共，中共在去年2011年在纪念中共的90年的纪念日的时候，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了，你一个革命的政党你怎样能把自我创党的人你要如此的去作践呢，我记得前些时候也是在开卷八分钟，我介绍另外一本，也是中共早些的领导人瞿秋白的传记，瞿秋白跟陈独秀一样都是书生。
但是瞿秋白是一个文人的气息更重一些，而陈独秀他还是有政治活动家的潜力和政治活动家的热情，我们来看一些刚才有关的照片，因为陈独秀留下来照片并不多，我们看这张照片，这是1937年，这时候陈独秀其实也但是是50来岁，他在南京的第一监狱当中拍的一个照片，照片上看的也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一个小老头，另外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其实陈独秀的书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但是他受过正统的科举的这种教育，他发展出了自我的独具一格的书法，此刻看到他给李光种（音）写的悼词里面，看出他书法确实是有他自我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书法。
这样的一个对联，即使他自我写的，实际上也有对于当时形势和他对他个人处境的也是一种透过诗歌，也是很婉转了做了一个表达，总之我也是在想象陈独秀，昨日我们在《陈独秀全传》里面也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其实陈秀作为新文化革命的领军者，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如果说他和托派的联系，他是为共产国际或者为中共所不容，那还情有可原。
因为我们明白这个托洛斯基自我也是被斯大林派人远赴墨西哥去把他暗杀的，实际上这天在世界上托派还是他们力量，还是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当然都是成不了气侯的，如何评价托派，我想这是就应由历史来回答的问题，而不是由权利者来回答这个问题，陈独秀我们看终其一生，他是有些这样的一个特点，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后虽然他被中共开除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出卖过中共党内的机密，他从来没有跟中共的对手，就是国民党合作过。
而且到了民族危机，就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也就是国共务必要放下的对立，共同来对内战，也是最早，其实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闲杂，可能连社会闲杂都谈不上，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名人，他毕竟是中共的创党者，而且国民党总是在拉拢他，但是他一方面总是顽强的持续着自我独立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空前危机的时候，他还是率先表达了就应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理解中共在这方面的政策，至于他长期以来抵制莫斯科，抵制共产国际，我想我们此刻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陈独秀是对的，共产国际是错的。
实际上毛泽东虽然他之后是批判陈独秀，但是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那些错误的路线和主张，何尝不是在很顽强的在抵制，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跟苏联分道扬镳，这也何尝不是对陈独秀当年作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抵抗共产国际，实际上也是一种认同。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1922年8月9日上午，老渔阳里2号闯进几个不速之客，这些人看上是有备而来。领头的那个，是法总巡捕房个性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紧随其后的是督察员黄金荣，后面又尾随着探子程子卿、李友生等人。屋内的陈独秀显然是措手不及，穿着短裤短衫迎着这几个人。距离上回巡捕房“光临”才过去大半年光景，富有阅历的陈独秀自然看得清这些人此行意欲何为，他已知此回法界“鹰犬”上门肯定又是凶多吉少。这时候，包探曹义卿走到西戴纳、黄金荣面前，低声指称这一中年男子“就是陈独秀。”
老渔阳里2号又起风波
西戴纳、黄金荣这回来到老渔阳里2号，显然是之前得了风声，因此，显得格外“理直气壮”。黄金荣于是请陈独秀走一趟，理由是探听到此处私藏违禁书籍。上次被拘已经令陈独秀颇为恼怒，今个又来闹腾，自然让他更为不满，怒斥对方怎样又来抓人。黄金荣等人倒也是不依不饶，借着奉命行事的名义，令陈独秀不容置辩。因此，陈独秀连同在老渔阳里2号内抄查出的《新青年》等书刊，一同被带至上海卢家湾总巡捕房。
1922年8月11日，陈独秀被带至法公堂进行预审。法国探长声明此次拘捕陈独秀的理由乃是接到探报，得知陈独秀家藏有违禁书籍，都是些鼓吹过激主义的书刊报纸，数量种类不少。
此番替陈独秀辩护的是前一年给陈独秀辩护的巴和律师的帮办——博勒律师。博勒律师称巡捕房所说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尚未得到研究，因此请法官延期审讯。博勒答辩之后，法、中会审法官商议，同意博勒的意见，当庭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待7天后复审。
各方相助再获自由
陈独秀“出事”之后，其夫人高君曼及陈独秀的挚友们，四出营救。北京方面，有少年中国学会自治同志会、新中国学会、改造同盟、非宗教大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表营救宣言。此外，蔡和森、李石曾等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询问，务使嫌疑冰释，恢复陈独秀之自由。
胡适在8月16日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竭尽全力地为老朋友的自由而奔走。他先是致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力陈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并请顾维钧转话给法国公使，不要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为了避免政府的误解，胡适解释他为陈独秀出力的原因时说：“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但是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情感计。”
此外，胡适又找到蔡元培，恳请后者和法使约谈一次。蔡元培自然也是毫不含糊，随后即面质法国大使，请其转令驻沪领事释放陈独秀。舆论界此时亦有委婉批评法界所为，如《晨报》就有评论，认为“陈独秀著作中对共产主义谈及甚多，但他认为中国目下的情形，还没有到实行共产主义的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一样。”来自外界的种种营救努力，为陈独秀重获自由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张尴尬恼人的收条
1922年8月18日，会审公堂第二次开审。法国探长在公堂上将上回捕陈理由的话重复了一遍。博勒律师对此已有准备，指出所搜之物“不能认为充分证据”，而且“法兰西与中华民国，同为共和国，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载诸宪章约法”。何况陈独秀乃是一学者，从事社会学研究，怎可能不搜罗书报用以钻研。巡捕房称陈独秀是共产党，“然被告并无共产党之事，……收藏新青年书籍底稿，并无违犯章程。尚有各种往来信札，亦无鼓吹共产党行为”。而巡捕房讲陈独秀宣传过激，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
然而，此时法副领事突然拿出一张条子扬了扬，质问这一在陈独秀宅邸搜出的4万元收条是怎样一回事。针对这一诘问，博勒给予有力回应，以该款是广东政府用做教育事业，因陈独秀原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自然要经手拨给学校。之后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却没有寄出，也未毁掉。谁料竟以这种方式被举于公堂，令陈独秀殊为恼恨。
控辩之后，法会审官商议，最终判罚陈独秀400大洋，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下午五时后，即有汽车数辆，停于捕房之前，在此等候的陈独秀挚友多人，纷纷与其握手慰藉。其中还有两三个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青年团员，“在欢迎陈独秀出来的时候，还曾用俄语唱了国际歌”。
陈独秀回到老渔阳里2号家中时，李大钊已在此等候，正准备商量之后的国共合作事宜。两人见面分外高兴，李大钊更笑谓陈独秀是：“真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了。”
陈独秀与胡适
然而，经历了第二次被捕之后，出于安全思考，党中央机关和陈独秀不得不从老渔阳里2号搬出而移至他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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